知識產權不是天賦的，而是各國政府給予的特權，目的在于為國家利益服務
      文｜鄭重
      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的到訪掀起了一次中美之間知識產權保護的交鋒，這次美國人苦口婆心的告訴我們，美國因為保護知識產權才迅速創造出巨大財富，中國不保護終受害的是自己。果真如此？
      看看美國法學家、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在《自由文化》（Free Culture）一書中如何說的：美國在歷史上也是個“盜版國家”。在美國建國后的100年中，出于本國社會發展尚不完善，需要知識構筑社會文化基礎等利益考慮，美國沒有對外國的版權予以任何正規保護。直到1891年，美國版權保護還僅局限于美國公民，對外國版權限制廣泛存在（例如必須在美國排版印刷），這導致美國加入伯爾尼公約（國際版權保護體系）的時間推遲到1989年，比英國晚了100多年。
      不單美國，日本也是如此。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利用美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忽視和技術輸出為主導的國際經貿政策，日本通過模仿、改良、竊取等多種方式在應用技術上超過美國，經濟迅速崛起。正是因為在初期不保護知識產權，美、日等國才獲得了知識的原始積累。
      真正為美國創造財富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18世紀的專利制度，1790年美國頒布部專利法，在隨后的產業革命中，專利制度的確起到了推動發明創造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有資料表明，美國19世紀所創造的財富有85%與發明專利直接相關。這套制度的影響至今仍在，百分之一的美國人還在孜孜不倦的熱衷發明創造。
      但19世紀的專利制度早已改變。由于過分強調專利，導致壟斷。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制定反壟斷政策，多數美國公司終止了與專利權相關的活動，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技術創新。
      直到20世紀70年代，反思日本、歐洲崛起的教訓，美國政府和產業界認識到美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在于科技，而知識產權是保護其競爭優勢有效的手段。美國開始不斷地修改專利法、版權法、商標法，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加強保護力度，尋求在國際貿易中對知識產權的美國式嚴苛保護。
      可見，今天美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不僅僅是鼓勵發明、為美國創造財富的那套制度了，它演變成了國際貿易中掠奪的利器，教條的模仿有害無益。
      我們要學習的是知識產權制度的精神—為國家利益服務。知識產權不是天賦、理所當然的，而是因為有利于國家利益才被授予的特權。比如專利，起源于歐洲中世紀君主賜給工商業者在某些商品上壟斷經營的特權。世界上早的專利是1331年，英王愛德華三世授予佛蘭德的工藝師約翰·卡姆比（John Kempe）在縫紉與染織技術方面“獨專其利”，以避免外國制造作坊將英國的先進技術吸引走。
      所以，美國人在指責中國政府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時，其實并沒有理由如此的理直氣壯。美國的知識產權制度變遷就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典型，在1790年至1836年間，作為技術的凈進口國，美國通過種種手段限制外國人在美國申請專利。到1836年，對外國人的專利收費仍然是對美國公民收費標準的10倍，如果是英國人則再多出2/3。
      現在，中央政府決定建立創新性國家，必須要完善知識產權制度，鼓勵發明、保護發明人的利益，為中國迅速創造財富。美國的精神值得借鑒，但他們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不是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