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在北京召開。國家作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抉擇。

　　作為三大國際3G標準之一，TD-SCDMA使中國在世界移動通信史上次有了發言權。正如一些媒體所評論的那樣，TD-SCDMA已經跨越幼年，它在中國占據一席之地，已經不可逆轉。但其對中國走向創新型國家的價值，啟示比現實更有價值。

　　透視

　　TD-SCDMA：中國式創新難掩兩大懸疑 

　　即將進行的6大運營商聯網實驗將成為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但從未有過商用經歷的TD-SCDMA商業進程的重大轉折點，在承載了太多的責任、壓力和懷疑后，一路艱難的TD-SCDMA終于圓了我國的“標準情結”。

　　2005年年末，信息產業部副部長奚國華在中國電信工作會上說，TD-SCDMA在技術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涉及這一標準的核心技術、產業鏈都已形成。在中國的3G布局中，TD-SCDMA要占有一席之地，可能會由有實力的運營商來運營。

　　奚的講話仿佛給了TD-SCDMA一劑強心針。但政府強力扶持的姿態并不能掩蓋TD-SCDMA仍待解決的兩大懸疑：市場是否認可以及外圍專利談判能否功德圓滿。

　　技術可行性不是創新全部

　　郵電大學學者闞凱力認為，雖然從技術上講TD-SCDMA完全具有單獨組網的能力，但技術上的可行性不等于經濟上、市場上的可行性。TD-SCDMA不如其他兩種標準（歐洲的WCDMA、北美的CDMA2000）成熟，不像他們一樣有了商用網或試商用網，經營風險比較大，大規模的推廣是否會帶來嚴重虧損的隱患？

　　也許正是因此，運營商對TD-SCDMA的躊躇與曖昧也就可以理解。但TD-SCDMA畢竟是中國電信史上，甚至是中國近百年來提出的一個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重大標準。國家領導也曾提到過，我國在發放3G牌照的時候，會充分尊重運營商的選擇，采取中立或者公平的原則。然而業內人士認為，這并不排斥我國政府會采用相關優惠政策對TD-SCDMA做相應的引導和扶持。比如頻率、號碼資源的分配，會先于其他兩個標準運營。

　　雖然國家主管部門至今未宣布到底誰來建什么網，但來自大多數專家的判斷傾向于：這種非強制性的引導式優惠政策對急于上3G的固網運營商有一定吸引力。

　　專利談判能否功德圓滿

　　專利談判上的較量才是TD-SCDMA能否功德圓滿的關鍵。據專家介紹，3G專利大致可分為核心專利、基本專利和外圍專利，在如何認定三者之間的界限和按照什么標準收取專利費上，通信巨頭們一直吵鬧不斷甚至不惜對簿公堂。

　　愛立信、諾基亞等專利數量龐大的企業希望按專利數來收取專利費，高通因為手握核心的CDMA專利（三大標準事實上都是在CDMA技術上產生的），則主張按照專利的重要性進行分配，也就是說，高通認為擁有核心專利者應分得主要收入。近兩年，諾基亞、愛立信、西門子又達成協議，約定以專利數控制WCDMA專利費用，力爭把WCDMA專利費率控制在5%以內，以此對抗高通，但似乎沒對高通造成什么實質性打擊，雖然按照專利的重要性分配專利費基本上只有參考意義而無法實際操作。

　　根據測算，目前3G專利總數已達數萬項，但大唐在TD-SCDMA中并不占有專利優勢，據說只占基本專利的7.3%左右。按照大唐有關人士的說法，中國在TD-SCDMA上的16項技術是核心專利，更多的3G專利把持在愛立信、諾基亞、高通、西門子的手中，大唐用的絕大多數TD-SCDMA專利在WCDMA和CDMA2000的競爭對手手中。而大唐卻沒有幾項WCDMA和CDMA2000專利和對手談判。因此，TD-SCDMA專利的交叉授權將面臨一場不對稱的談判，我國即使擺平外圍專利，也是代價不菲。

　　高通的態度也如同貓捉老鼠，一會兒說要多收，一會兒又說這個問題先不談。高通的這種飄忽不定似乎在等待我國3G大規模上馬，期待更有利的談判機會，但在涉及長久利益的談判中，雙方都各有籌碼。我國無論怎么上3G，恐怕首先要解決的仍是有關知識產權的談判，不然，我國的標準仍將為別人“打工”。

　　幕后

　　國際標準邂逅中國力量
　
　　2005年年末，信息產業部多位高層在不同場合表態：“中國3G牌照發放的決策時機已到。”對此，業內人士作出的注解是，直接原因就是承載了中國希望的TD-SCDMA標準已經基本成熟。

　　從夢想到成熟，TD-SCDMA用了8年。

　　香山會議抉擇

　　1998年1月，北京香山。原郵電部在這里召開了1998年度的“香山科學會議”，后來通信業內人士稱其為香山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中國通信事業的決策者們提出了一個想法：中國能不能向國際電聯提出一個自己的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建議。

　　“當時作為中國通信產業主管部門的郵電部之所以會有這個想法，是基于、第二代移動通信給我們帶來的苦澀”，大唐集團董事長周寰說，“作為一個人口大國、通信大國，在、第二代移動通信領域，不管是在標準上，還是在技術設備上，都沒有真正發展起來。在代，我國雖然做過一些研發，但沒有知識產權，設備生產也沒有形成產業。在第二代，GSM被廣泛采用，但依然是‘拿來主義’。第三代移動通信，中國如果還和以前一樣，將失去一次非常好的發展機遇。”而第三代移動通信僅在國內就具有超過萬億元的市場規模。

　　經過國內專家論證和完善，中國終于在1998年6月30日，也就是國際電聯3G候選技術提交的截止日期內提交了有史以來個通信領域的候選技術，次提出自己的標準。原郵電部非常重視，在送交國際電聯的標準稿上，原郵電部三位領導親自簽名認可。

　　攻關幕后

　　2000年5月，TD-SCDMA被ITU（國際電信聯盟）正式接納為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的三大主流標準之一。ITU實際收到的3G標準提案多達15個（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提案占絕大多數）。

　　TD-SCDMA作為由中國提出的標準之所以能夠被采納的原因，業內人士分析主要有三：一、技術上有特色，特別是具有頻譜利用率高的優勢；二、發達國家之間也充滿了競爭和矛盾，例如為了推動歐洲統一標準WCDMA，西門子提出的TD-CDMA被犧牲掉，導致西門子耿耿于懷，后來轉而支持中國的TD-SCDMA；三、關鍵的是中國政府的支持，而各國都因為中國市場的重要性而不愿得罪中國政府。當然，當時走在前面的電信技術大國們可能也沒有把TD-SCDMA的威脅看得太認真。

　　而說起TD-SCDMA，除被尊稱為TD-SCDMA之父的李世鶴外，不得不提的還有陳衛和他的SCDMA.因為TD-SCDMA標準的部分構思是基于當時SCDMA的技術基礎。如TD-SCDMA中的關鍵技術智能天線、上行同步等都來源于當時的SCDMA系統，而它們都是使TD-SCDMA有別于其他3G標準的關鍵技術。

　　在編寫和制訂中國3G標準的前期，SCDMA團隊也是主要的力量，中國向ITU提交的個TD-SCDMA標準文本就是由李世鶴、陳衛和徐廣涵討論后，合作撰寫的。

　　1994年，在位于奧斯汀的摩托羅拉公司半導體部工作的項目經理陳衛與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廣涵在不斷的交談討論中，感到如果把新興的無線通信技術與蓬勃成長的中國市場結合起來會大有前途，于是這兩個搞通信技術的中國留學生開始設計一個無線電通信系統的方案。為了開發這個系統，1995年兩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個高技術創業公司，取名Cwill，意思就是中國的無線接入系統。

　　而初在陳衛和徐廣涵做的時候，只是想作一個兼容的CDMA方案，但后來同高通進行了多次談判，因為對方苛刻的條件而大受刺激，“我們花了幾個月時間，把高通的專利讀了一遍，深入研究之后，發現不論我們怎么走，都繞不開高通的專利，而且我們永遠都是在跟隨，在追趕，”陳衛說。，陳衛和徐廣涵被迫放棄了高通的CDMA，轉向研究自己的系統。沒想到的是，這竟成就了中國3G標準TD-SCDMA.

　　1995年5月，原郵電部科技司司長，現任大唐集團董事長的周寰率國內7名通信專家到美國考察無線通信技術的發展狀況，一眼看上了陳衛和他的SCDMA.1995年11月，原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和Cwill合資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李世鶴任董事長，陳衛任總經理，李世鶴在吸取SCDMA部分優點的基礎上進行了全新的改造，制訂出TD-SCDMA系統規范。

　　產業助力

　　2002年10月30日，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大唐、中興、普天、華為、中國電子、南方高科、聯想、華立等8家中國實力的科技企業老總每個人脖子上都圍著TD-SCDMA大圍巾，手拉手肩并肩站成一堵“墻”，發起成立TD-SCDMA聯盟。

　　“產業聯盟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的3G標準不僅得到了政府的強力支持，更重要的，它體現了該標準得到了中國產業界的整體響應。”TD-SCDMA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說，“從系統到終端的由國內企業廣泛參與的TD-SCDMA產業鏈已見雛形。”這一事件，對于習慣于制造標準、引導產業發展的歐美利益集團，無疑是一次重大打擊。

　　2003年8月，大唐移動與北電網絡成立TD-SCDMA聯合試驗室，國際企業跨上了TD-SCDMA這條船。

　　與此同時，大唐移動也開始將TD-SCDMA系統標準授權給一些企業，使這些中國通信領域的旗幟性企業馬不停蹄地投入到TD-SCDMA的集體陣營中來。到2006年1月10日，聯盟的企業已經擴展到25家，同時，還有大量的國際、國內企業在爭搶入圍聯盟的入場券。TD-SCDMA已經跨越幼年。

　　全景

　　中國標準戰略艱難挺進

　　1月9日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上提出，“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貫穿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令中國“引以為豪”的“3G標準具備組網能力”的信息也被國家科技部門公布在“自主創新榜”上，中國標準的“春天”似乎提前到來。

　　然而，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政府在考慮企業的事，企業在考慮政府的事，兩者是錯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朱彤博士稱，中國標準問題很復雜，脫離中國實際去談標準問題是不現實的。

　　專家稱，創新主體如果不能歸位，中國標準就難以在市場中推廣，盲目“與國際接軌”只會限制國內企業發展。而國家標準管理委員會高層則表示，中國要擺脫受制于國際標準的困局，“的辦法是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艱難挺進的深層次原因

　　作為三大國際3G標準之一，TD-SCDMA為中國自有標準，中國正在為TD-SCDMA獨立組網的事而忙碌。但從誕生到現在，大唐電信、西門子等企業為爭取中國支持的這一標準而投入巨資，現在終于有了“盼頭”。

　　中國的3G標準從推出到商業應用經歷許多磨難。據了解，TD-SCDMA被國際電信聯盟接受為3G的國際標準后，國家隨后推出了一系列支持TD-SCDMA的政策措施，包括3G頻譜規劃中把主要頻譜分配給TD-SCDMA，成立了相關企業參加的TD-SCDMA產業聯盟等等。

　　“隨著我國政府對自主標準支持力度的加強，某些外國政府和企業則開始擔心我國支持TD-SCDMA的行動將損害其自身利益，開始設法干擾我國TD-SCDMA的發展。”朱彤稱。專家稱，中國在標準問題上受國外阻擊的案例遠不止TD-SCDMA一個，而EVD標準則是較有代表性。中國的企業在向DVD專利持有者交納巨額的“學費”后，有國內企業終于主導推出了EVD標準，但這一標準同樣受到另兩種標準的阻撓。業內人士告知，中國標準通往世界的路途上荊棘遍布。從EVD到現在的TD-SCDMA，中國標準突圍異常艱難。

　　這些只是表層問題。朱彤稱，中國標準難以“挺進世界”的一個深層原因是“政企錯位”。“面對別國標準的限制，中國企業要生存下去就需要進行標準、技術創新。但政府部門還沒弄明白，是進行‘自主標準創新’還是在‘他人標準之下創新’。”朱彤說。政府在想企業的事，企業則在想政府的事。政府部門盲目“與國際接軌”，推出一些先進技術為標準，這會限制企業的發展。而企業總想推出自己的標準，并努力使之成為國家標準。

　　“兩方面考慮的問題不一樣，政府與企業如果不回歸本位，中國標準就不會有什么效果。”朱彤稱。

　　阻擊中國標準

　　在中國標準受阻擊的同時，國外標準卻在向中國大舉收取專利費用，并強迫國內企業接受他們制訂出的“國際標準”。

　　“我們對標準的認識應該有一個前提，標準要讓人采納，首先應該是開放的，而且不要附加不合理的權利金的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就中國標準問題發表意見時稱，如果一些國際標準要收取權利金，我們就應該發展自己的標準。據了解，標準有“公共標準”和“私有標準”之分。“公共標準”主要是通過政府和專業委員會兩種途徑制定，并且標準的內容是公開免費使用的；而“私有標準”則由行業或企業制定，并向標準使用人收取權利金。

　　有專家認為，中國雖然一直很重視“公共標準”的制定工作，但是沒有充分考慮標準的貿易和技術創新效應，在制定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據了解，國家有關部門早些時候在推出WAPI（無線局域網加密標準）時，原想使這一標準成為這一領域的主導標準，不料在美國政府機構的強力反對下，這一標準被無限期延遲。

　　“我有個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在談到中國標準問題時說，美國政府機構的一些政客原先并沒有注意到中國的標準問題，但在中國推出WAPI標準之后，他們對中國產生了警惕和不信任，進而反對中國標準，并設法阻擊中國標準。”朱彤說，中國標準炮沒打響，現在想推一些標準卻又顧慮重重。

　　中國標準的市場攻略

　　對于中國標準存在的問題，國家標準管理委員會也已有所意識并在逐步改進。該委員會高層人士在公共場合發表談話時稱，中國標準要想“發出自己的聲音”，的辦法就是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但是，中國在這方面取得的“成績”并不理想。

　　旅美學者張慶松博士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認為，中國標準本身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然后才有可能“走向世界”。張表示，中國應該先制定一些強制標準在境內施行，借此抵消外國企業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為國內產業發展創造標準環境。“制定國家標準的作用就是把標準權由外國企業手中交到中國企業手中，外國大企業，行業協會和企業聯盟制定的標準規范就會不適應中國的行業環境。如此一來，外國企業享有的優勢就會被抵消。”張慶松說，由于這種標準適用于中國境內，是國家主權范圍內的事務，外國企業和政府也無法指責。

　　張同時認為，國家相關機構制定“中國標準”使得中國的行業建立自己的獨特體系，并不是和“新全球化”唱反調。“當中國制定標準戰略后，一些外國企業為了保證自己不被中國巨大的市場拋棄，就會傾向于接受中國的標準。”張說，國外的企業為了能夠在中國的巨大商機里面獲得商業機會，必然會采用中國的標準。

　　分析人士稱，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外，中國標準還需要國內產業聯盟的更大推動。國家標準管理委員會有關人士告知，我國已推出“中國標準戰略”，中國標準正在逐步被國際所接受，TD-SCDMA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在推廣中國標準方面，國家有關部門還需要作一些戰略調整。”朱彤說，要改變我國的標準發展環境，有關部門還需要在政策的理論基礎、宣傳的訴求點等方面作出調整。比如，在強調“國家利益”時，更需要抓住“市場”不放。企業不會因為某一標準是“國產標準”而特別垂青于這個標準，而是要看這個標準能否為企業帶來多大市場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