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我國2G移動通信管制中存在的問題
1.不均衡的市場格局
從市場結構看，目前我國移動市場只有兩家移動運營商。其中，中國移動占據近75%的市場價值份額和66%的用戶市場份額，擁有很強的市場主導能力，因此，它與聯通并非勢均力敵，所以并不是雙寡頭格局。突出表現在市場價格制定能力上，基本上是迫使競爭對手無法長期跟進。此外，由于碼號不可攜帶，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中國移動的優質客戶源，這些都構成其對市場很強的控制能力。
從進入、退出壁壘看，由于移動市場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很難有新的進入者也就難以形成潛在的競爭威脅。而小靈通雖然對中國移動有一些影響，但未構成真正的威脅。而在監管上，由于監管機構對于企業的成本信息掌握不足、對互聯互通缺乏強硬的整治措施、對市場主導企業也沒有差別性的監管措施，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市場效率受到影響。
2.移動資費問題
目前，移動資費采用的政府定價客觀上需要對成本信息高度依賴，而我們目前監管能力的局限又使政府定價缺乏有效的成本信息。從經濟學角度，這是一種壞的結合。即，一方面，政府沒有及時和充分地獲取定價信息，而政府基于不充分信息制定電信服務價格，容易違反“公平”原則；另一方面，政府定價不能及時根據成本變化而調整價格水平也將會使政府定價失效及負效。
從我國移動資費標準水平看，可以說，移動通話費的政府定價水平已是完全脫離企業成本而呈現虛高，資費結構也極為不合理。并且，從管理方式看，嚴格控制和不能實時調整，造成中國移動通信資費體系與移動市場的改革和發展極不相適應，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移動資費的價格體系已被完全突破，政府定價已基本失效。因此，迫切需要對資費管理方式進行改革。
3.互聯互通的問題
多年以來，互聯互通一直是困擾國內移動通信市場的老大難問題，2002年以后，各大電信運營商之間的種種互聯互通問題更是層出不窮，甚至不乏砍斷電纜、通信中斷等惡性事件。即便在人民法院于2004年年底出臺了《關于審理破壞公用電信設施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之后，仍有不少運營商鋌而走險，惡性互聯互通事件仍舊屢禁不止。
4.不正當的競爭行為的問題
中國移動市場中主要是由中國移動在移動語音市場、移動短信市場上占主導地位。但是，卻缺乏相應的非對稱的管制手段，導致對這些行為管制缺位。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主要表現在某些電信運營商濫用其市場主導地位，運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打擊競爭對手、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例如，掠奪性定價捆綁銷售和鎖定用戶的現象，詆毀競爭對手、消費陷阱的行為等方面。既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又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
5.融合性業務發展艱難
移動市場中融合性業務已成為新的增長點，不論是基礎移動，還是增值移動電信運營商都十分重視融合性業務的發展，并且，隨著3G的運營與發展，流媒體等與廣電內容相關的業務將會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但是，由于政策不明朗化，管制機構分離等原因，導致這類業務發展艱難。
綜上，從深層次分析，移動通信的監管涉及到電信改革的殊多方面，電信改革對其有重要影響。僅就對資費的研究，可以發現它的問題涉及許多深層次的改革問題，如資費對經營者業績、消費行為、資源配置、競爭行為形成很大影響，而資源配置、消費者和經營者權益、市場競爭和市場發展對其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電信資費監管與電信改革是緊密相關的，只有協調一致，資費管理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電信市場愈演愈烈的價格戰表面上看是資費管理的問題，實際上是電信改革的遺留問題的集中表現和市場回應。除此之外，互聯互通、市場結構等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深層次改革的推動，需要建立企業激勵和約束機制，將電信企業改造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并為運營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包括惡性價格戰、在內的市場競爭中的一系列矛盾。
二、國外移動通信管制問題
在移動通信的管制實踐中，歐洲和北美等電信市場開放較早的國家主要是依據電信市場結構來決定是否要對移動通信市場進行管制。目前，對市場競爭的有效性的判斷標準也是在不斷變化的。由于歐美管制實踐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因此，其對移動市場的關注重點之一是對市場主導力量的判斷，防止具有市場勢力的運營商妨礙競爭。
目前主要是通過對SMP的界定(Significant marker power，即重要的市場力量)來判斷，即在歐盟成員國內，如果一個運營商占有某個特定電信市場40%以上的市場份額應被認為具有重大市場支配力。在考慮這個指標的同時，還要綜合考慮運營商影響市場的能力，相對于市場規模的營業額，對接入終端用戶手段的控制，掌握的經濟資源和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經驗等因素。歐盟SMP概念及其政策體系的提出是適應電信管制新環境，管制進一步科學化、專業化的結果。它反映了世界范圍內電信管制發展的新思想。實際上，這種思想在已經和正在歐盟外的許多國家得到應用。
一般來說在2G市場，監管機構只對該市場的主導運營商采取相應的管制。具體管制的內容有互聯互通、資費、普遍服務等管制。采取的手段主要有非對稱管制的手段，采取的政策主要是競爭性政策，如號碼可攜帶政策、還有市場份額限定的政策等。以資費為例，從移動通信資費管制而言，主要有以下二種方式：
1.不對移動通信資費進行管制
其原因主要是：(1)大多數國家都認為移動通信屬于新型業務，采取比固定電話較更為松散的管制方式；(2)認為移動通信市場競爭態勢良好，沒有必要進行資費管制；即使移動通信市場競爭不充分，管制機構也都是傾向于采取市場化的手段來解決；(3)大多數國家都認為移動通信屬于競爭業務，資費制定屬于企業行為，管制機構應盡量避免干預。但是要保留對有市場支配力移動公司資費進行管制的權限。如英國、德國、波蘭、新加坡等就采取這種方式。
2.對移動通信資費實行不對稱管制
總的來說，國外對移動資費的管制都是比較放松的，主要是在本地電話業務上實行上限管制，而在移動業務上更多的是放松管制，讓企業自己定價，即使管制也是僅對主導運營商實行上限管制，其它運營商不管，如韓國。
三、對3G資費監管國內相關問題的看法
1.牌照發放
首先應從牌照發放將會引起市場結構和效率的變化的角度進行分析，從確定有利于促進競爭、提高市場效率的角度來判斷相對合適的牌照數量區間。與此相關，還要分析牌照發放對資源利用效率、重復建設、電信消費、產業價值、資本市場等方面的影響。同時在各種因素中，從促進有效競爭的角度在決策中值得關注的相關因素，同時也要分析牌照發放對產業價值鏈、資本市場、企業、以及監管政策的影響。在這些分析之后，再確定牌照的數量和發放的對象。
2.市場結構優化
市場結構優化除了用準入政策來實施有效配置外，還可以通過非對稱的管制政策來實施市場結構的優化。鑒于中國移動公司在移動市場的控制力量已十分明顯，雖然3G市場將引入新的競爭者，但是在2-3年內難以與中國移動抗衡，因此，為了保證移動市場良好的競爭環境，需要對中國移動進行非對稱管制。但由于我國的主導運營商的界定程序和管制體系尚未建立，無法確定對移動運營商的非對稱管制的具體內容，因此，應盡快建立我國電信市場主導運營商的界定程序、指標和管制政策體系。
在主導運營商確定之前，政府將對所有移動運營商實行管制；在主導運營商確定之后，將主要對主導運營商采取管制。具體是事先管制要強制要求主導電信運營商將其與確定電信資費有關的成本數據向電信監管機關進行定期上報。對主導運營商的話音資費采取審批制，非主導運營商采取備案制。在事后管制，主要體現在對不正當價格競爭行為的管制，如網內外差別定價、掠奪性定價等。
3.資費管制
總的來說，我國制定3G資費政策的原則是以3G為契機，改革移動資費的管制體系、考慮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考慮3G業務特點、以成本為基礎、考慮不同業務之間的協調、促進市場競爭的原則。在3G時期，要改變3G資費的管理方式，移動的話音資費由企業自己確定，政府將根據運營商在市場競爭中的主導與非主導地位，而采取審批和備案的方式；而數據資費是由移動運營商自己制定資費標準，政府將進行備案。政府要放松價格制定，加強資費管理。并且，繼續實行部省兩級管理，全國性的3G資費是由信息產業部進行審批或備案，地方性的資費到各省進行審批或備案。移動話音應繼續保持目前的雙向計費模式和互聯框架，并且，資費管理仍繼續實行政府與企業共同撐控，這是符合中國電信企業的國有資本控股的資本結構，被證明為有效的資費管制方式，需要繼續保留。
4.正當行為的管制
在3G時期，鼓勵和保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在3G時期，由于一些固定運營商進入移動領域，極易產生固定業務與移動業務的捆綁銷售，運營商推出這種捆綁服務主要希望提高ARPU值，穩定資費水平。推出服務捆綁策略的運營商，雖然單一服務的資費水平降低，但是由于服務捆綁后用戶使用量的增加，使運營商的實際收入增加了，反過來起到了穩定資費的作用。它是運營商實現其服務內容差異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會產生網間交叉補貼問題，這也是移動運營商為關注的問題，需要政府主管部門根據情況研究相關政策。
5.互聯結算
資費與結算價是零售和批發價格的關系，同時，它們又共存于一個資費結算體中。資費與結算雙方是互為影響、互為作用、互為協調的關系?？梢钥吹?，雖然歐盟已放開零售資費管制，但是，歐盟已建立了健全的以成本為基礎的結算體系，因此，放松零售資費的管制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我國3G時期放開移動電話的零售價格已大勢所趨，而以成本為基礎的結算體系又沒有建立，這將導致資費管制的真空和失效。因此，需要盡快出臺基于成本的互聯結算價。
同時，由于3G將會有新移動運營商進入，因此，應考慮推行3G網絡與2G網絡的漫游問題，這需要確定一個合理的結算價格，以經濟的手段來推動網絡漫游的實現。